4月30日，成都农商银行在即将迎来回归市属国企五周年之际，发布了2024年度报告。表面看来，这份报告描绘了一幅稳健增长的蓝图：均衡的财务指标、扎实的合规经营、锐意的改革创新。然而，魔鬼往往藏在细节之中。我们必须透过这些光鲜的数据，审视成都农商行在复杂多变的金融环境中，是否真的具备了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
2024年，成都农商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83.50亿元，净利润64.7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86%和11.46%。乍看之下，营收和利润的双增长令人欣喜。但我们需要深入探究，这种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是依靠高风险的信贷扩张，还是真正来源于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提升？
截至2024年末，该行总资产达到9142.63亿元，同比增长9.72%，保持了全国第五大农商行的地位。资产规模的扩张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资产质量。资产规模的膨胀是否伴随着风险的累积？不良贷款率看似有所下降，但掩盖在表面之下的，可能是风险的转移和延后暴露。
成都农商银行在2024年成为全国第四家资本类债项获得AAA信用评级的农商行，并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24年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跻身第200位。这些荣誉固然值得肯定，但评级机构的评级往往具有滞后性，国际榜单的排名也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真正的考验在于，成都农商行能否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并在经济下行周期中抵御风险冲击。
自2020年回归国有以来，成都农商银行的资产规模一路高歌猛进，逼近万亿大关。然而，规模的扩张并非没有代价。存款作为核心负债，其10.50%的同比增长率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不得不承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高息揽储仍然是不少银行快速扩大存款规模的惯用手段。成都农商银行是否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高息揽储虽然能够快速增加存款，但同时也提高了银行的资金成本，挤压了盈利空间。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吸引来的往往是短期资金，稳定性较差，容易引发流动性风险。
此外，存款结构的合理性也值得关注。个人存款和企业存款的比例是否合理？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比例是否健康？如果个人存款占比过高，或者活期存款占比过低，都可能对银行的经营带来不利影响。存款结构的失衡，反映出银行在客户结构和服务能力上的短板。
截至2024年末，成都农商银行的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达到4875.69亿元，同比增长14.54%，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与此同时，不良贷款率同比下降0.18个百分点，降至1.02%，资产质量跃升至近九年来最佳水平。表面上看，信贷扩张和资产质量提升似乎是双喜临门，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不良贷款率的下降，是否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实现的，例如：将不良贷款转让、打包出售，或者通过贷款重组、以贷还贷等方式延缓风险暴露。这些手段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美化报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将风险积压到未来。
拨备覆盖率的提升虽然增强了风险抵补能力，但如果不良贷款的认定标准过于宽松，或者拨备计提不足，那么即使拨备覆盖率再高，也难以真正覆盖潜在的风险。因此，我们需要对不良贷款率下降的可持续性保持警惕，避免被虚假的繁荣所迷惑。
年报中提到，成都农商银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将信贷资源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倾斜，服务专精特新、规上工业、高新技术等各类重点企业超1万户，提供贷款超300亿元。然而，这种看似积极的举措背后，是否隐藏着选择性扶持和资源错配的风险？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些获得信贷支持的企业，是否真正具备发展潜力和市场竞争力？是否存在“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的情况，将信贷资源投向了一些资质平庸、甚至存在潜在风险的企业？如果银行过度依赖政府的政策导向，而忽视了自身的风险评估和市场判断，那么最终可能会导致信贷资源的错配，甚至形成新的不良资产。
此外，服务万户企业，听起来数量庞大，但平均下来，每户企业获得的贷款金额并不高。这种“撒胡椒面”式的信贷投放方式，是否能够真正支持企业的成长？还是仅仅是为了满足政策要求，而忽略了信贷投放的效率和效益？
成都农商银行一直以来都将涉农业务作为重点发展方向，涉农贷款余额位居四川省法人金融机构首位。然而，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涉农贷款的快速增长，是否仅仅是出于完成政策性任务的考量？
不可否认，支持“三农”发展是银行的社会责任，但商业银行毕竟不是慈善机构，必须考虑自身的盈利性和可持续性。如果涉农贷款的风险较高，或者收益较低，那么长期来看，银行可能会面临经营压力，甚至影响其整体的稳健性。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成都农商银行在发展涉农业务的同时，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是否能够有效地评估和控制涉农贷款的风险？是否能够在政策性任务和商业可持续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如果仅仅是为了追求规模的扩张，而忽视了风险的控制，那么最终可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成都农商银行积极拥抱科技，在科创金融领域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产品，例如“科创贷”、“高知贷”等，并引入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这些举措看似能够有效降低银行的风险，促进科技企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可能滋生道德风险。
风险分担机制，本质上是将银行的风险分摊给政府、担保机构等其他主体。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信贷风险，但也可能导致银行放松风险管理，过度放贷给一些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企业。一旦这些企业经营失败，最终承担损失的还是政府和社会。
此外，“科创贷”、“高知贷”等产品，往往缺乏有效的风险评估模型，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银行可能难以准确评估科技企业的真实价值和发展前景，导致信贷决策失误。因此，在发展科创金融的同时，必须加强风险管理，避免过度依赖风险分担机制。
在绿色金融领域，成都农商银行也推出了“碳汇贷”、“绿宝贷”等一系列绿色金融产品，并建成了成都市首家碳中和网点。这些举措无疑能够提升银行的品牌形象，吸引更多的绿色投资者。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些举措是否真正能够促进实体经济的绿色转型，实现实质性的减排。
“碳中和网点”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其减排效果可能微乎其微。真正的绿色金融，应该将资金投向那些能够产生实际减排效果的项目，例如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领域。如果银行只是将绿色金融作为一种营销手段，而忽略了对项目的环境效益进行严格评估，那么所谓的绿色金融，就可能沦为一种“漂绿”行为。
成都农商银行将普惠小微贷款确定为全行重要指标，并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业务。降低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无疑能够减轻小微企业的融资负担，促进其发展。但与此同时，银行的盈利空间也会受到挤压。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降低贷款利率可能会导致银行的盈利能力下降。如果银行为了追求规模的扩张，而过度降低贷款利率，那么可能会面临经营风险。因此，在发展普惠金融的同时，必须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例如发展中间业务、提升服务效率等。
成都农商银行在养老品牌建设上，推出了“享福存单”、“享福理财”等系列财富服务计划。这些产品看似能够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但同时也可能存在高收益陷阱。
一些银行为了吸引老年客户，可能会夸大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或者隐瞒其风险。老年人风险承受能力较低，容易被高收益所迷惑，从而购买一些不适合自己的理财产品。一旦市场出现波动，老年人的养老资金可能会遭受损失。因此，在发展养老金融的同时，必须加强风险提示，确保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此外，银行提供的“适老服务”也可能只是一种营销噱头，并不能真正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需求。例如，一些银行只是简单地在网点设置一些老年人专座，或者提供一些简单的咨询服务，而忽略了老年人在金融服务方面的实际需求。因此，在发展养老金融的同时，必须真正了解老年人的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成都农商银行提出了“上市银行、万亿银行、标杆银行”三大目标，并将其作为“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的冲刺方向。然而，这三大目标究竟是务实可行的发展方向，还是华而不实的口号？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的剖析。
首先，上市银行，意味着成都农商银行需要满足一系列严格的监管要求，包括资本充足率、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方面。这无疑将倒逼银行进行规范化运作，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但上市也意味着银行需要面对资本市场的压力，短期业绩可能会受到投资者的关注，从而影响银行的长期发展战略。更何况，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中小银行上市之路充满挑战，成都农商银行能否顺利登陆资本市场，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其次，万亿银行，代表着成都农商银行的资产规模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但正如前文所述，规模的扩张并非唯一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质量的提升。如果成都农商银行为了追求万亿规模，而盲目扩张信贷，忽视风险管理，那么即使达到了目标，也可能埋下隐患。
最后，标杆银行，意味着成都农商银行要在经营管理、风险控制、服务创新等方面达到行业领先水平。这无疑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但实现起来却并非易事。成都农商银行需要对标行业内的优秀银行，学习其先进经验，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绩效考核体系，激励员工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
总而言之，成都农商银行的“三大目标”既有挑战，也有机遇。关键在于，银行能否在追求规模扩张的同时，注重质量的提升；在拥抱科技创新的同时，加强风险管理；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成都农商银行才能真正成为一家具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现代商业银行。
